第二十三章 穆大哥的黑户人生
来到日本五个多月后，我认识了一位姓穆的大哥，他个子不高，人很面善，会看图紙，会用车床加工多种机器零件，水电焊的活干的很精细。然而，他在日本却是一个“黑户”。
穆大哥来日本已经十几年了，当年，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一名研修生。由于三年到期后他找到了打黑工的地方，就在日本隐居下来，被日本政府列入“研修生失踪人员”名单。
两千年之初，国内员工收入普遍不高，每月工资不过四五百或五六百元人民币，而在日本打一天工就能挣六千到八千日元，相当于人民币450元到590元。为了能在日本多挣几年钱，当年有一些研修生签证到期后都不想回国，有的人签证到期后就偷着离开了原招聘单位，跑到别的城市或事先联系好的单位“黑下来”打工。穆大哥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住留日本的，他在日本一呆就是十几年，直到2017年因为身体不适和年迈的母亲病重，他才去大阪入国管理局投案自首，并于同年9月份在中国驻大阪领事馆和大阪巿入国管理局办理了出境手续回到国内。
这些“黑户”只所以能够在日本留下来，有的人是在日本有亲戚或朋友，能给他们安排住的地方，并能够帮他们找到一些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件就可以干的工作；有的人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技术留下来的。
在日本，有些小企业和私人小作坊很需要有各种技能的专业人才，由于企业知名度不高或付不起专业人才的高薪，这些“黑下来”并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就成了这些小企业和小作坊的“香饽饽”，一旦有人向这些小企业小作坊介绍这样的“人才”，他们就会把黑下来的人当成自己的员工收留下来，并给他们提供容身之处。
有些“黑下来”的研修生或其它签证到期未回国的人虽然没有专业技能，但他们能吃苦耐劳，又不计较收入高低，某些小企业由于工作累，环境差，在招不到员工或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冒着被政府处罚的危险用黑下来的人为他们打工。
“黑下来”的人身份一旦暴露，就会被警察或日本入国管理局带去调查询问，然后被遣送回国。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黑下来的人一般不会惹是生非。由于他们对日本社会没有多大的危害性，日本警方和入国管理局对他们查的也不是很严，这并不是说日本政府对这些非法身份的人会不管不问。如果有人揭发检举，警方肯定会把他们叫去调查；如果他们做了违法犯罪的事被警察叫去询问，那么他们的黑户身份也肯定会暴露无遗。
对于想在日本长期打工的这些人而言，他们每天的言行举止都是极其谨小慎微的。在单位，他们少说多做，老板和同事让干什么他们就去干什么，从不报怨，也从不讲条件，更不敢做任何让人讨厌的事，所以，这些人大都能与周围的人保持良好关系，不仅没有人举报，还会博得大家的同情和关心。
非法居留在日本的人除了到超市买点食品和生活用品外，他们平时很少出门，即使出门办事，能步行的他们尽量不坐电车和巴士，甚至连自行车都不敢骑，因为日本警察经常会把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叫停，除了查验自行车的夜行灯是否闪亮，车闸是否好用，还要审查自行车上的“登陆证”（车架上设定的标志）是否与车主一致，稍微有点问题，他们就会对骑自行车的人追问个没完没了。
这种事我在日本也亲身经历过，有一天吃过晚饭后我骑着自行车去海边游玩，行至半路就被两男一女三个警察叫住了。这三个警察也骑着自行车，是专门抓机动车辆违章的，开车超速的抓，不系安全带的抓，酒后开车的也抓。我只所以被叫停，是因为自行车前灯未及时更换电池，灯光很微弱。这并不是说日本的公路上没有路灯，在日本，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通宵的灯光。日本警察只所以关注夜晚在路上行驶的自行车是否灯光明亮，是因为自行车灯可以起到安全警示作用，无论是对面来人来车都会因为自行车灯光的闪烁而及时避让。这样的交通安全常识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就连晚上出来遛狗的人都会在拴狗绳上系一个闪亮的小灯；有些推着小孩的婴儿车上也会系两个闪烁的电光棒；就连捡拾废品的老人也会在自已的手推车上系一根一米多长的电光绳。
那天晚上我被日本警察拦下后，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弄懂他们为什么叫我停车。当我弄明白之后，给他们看了随身携带的户照，表示回去之后就给自行车灯更换电池，说完之后本以为我可以推着自行车走了，可是，警察依然让我等一等，问我骑的这辆自行车登陆（记）的是谁的名字，由于我表达的日语很生硬，三个日本警察交头接耳地议论了好几次也未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直到我借用他们的笔在紙上写出“富洋商行株式会社”名称之后，他们才点头表示明白，并微笑着向我鞠躬，“给你填麻烦了，請原谅！”
就这么一点小事，三个日本警察与我交流了足有二十多分钟。我不能不佩服日本警察的耐心和叫真。
这事我也曾对曹社长说过，曹社长说：“日本只所以交通事故少，与警察的敬业精神有很大关系……”
在社长开车外出的时候，他甚至都能猜测到哪个路段的路口会埋伏着测速警察，一旦有人开车超速，警察会立即从藏身的角落或者是从树林里甚至是草丛中跳跃出来，挥动着旗帜把超速车逼停，直到办完处罚手续后才会放行。如果超速司机不停车，接下来就会有摩托车和警车追赶上去把车逼停，若是摩托车和警车都不能把超速车逼停，日本警察甚至会动用直升机跟踪违章车辆。这样的场面在我来到日本之后曾在电视里看到过，虽然是电视新闻直播，但也足以说明在交通管理上日本警察是多么叫真。当然，能这样不顾一切逃避警察追击的人往往已经不是交通违章这么简单，他很可能涉及到了某种刑事犯罪。
象穆大哥这些黑下来的人，就非常忌讳和警察见面，如果他们看到警察，都会绕道离开，生怕在警察面前露出什么破绽被带走询问。
有一天傍晚下班后，我去超市买东西，正好在超市门口碰到了穆大哥。他看到我之后只是微笑着点点头，我却毫无顾忌的向他问这问那，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的神情显得有些慌张，却又不好意思不回答我的问话，当他警觉地向四周看看并没有人注意我俩时，才用很低的声音回答了我的问话。然而，我当时竟没有意识到他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特殊身份才会这样的。
穆大哥来日本之前，是哈尔滨某企业的一个钳工班长，他的妻子则是一位小学老师。在当时来说，夫妻俩的工作和收入都是很不错的，他们俩只所以放弃国内的好工作来日本打工，与他妻姐的鼓动有很大关系。
穆大哥的妻姐和姐夫也是哈尔滨人，由于他妻姐的婆婆是二战时期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当老太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回到日本后，也把他妻姐一家人带到日本定居。在妻姐夫妻俩的煽惑下，穆大哥夫妻二人双双在当地中介花钱获取了研修生的身分，并在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来到日本打工。当时，他的儿子刚上小学2年级，照顾孩子的事就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
来到日本后，他们夫妻俩的打工历程都不顺利。穆大哥的妻子打工的地方在兵库县，他打工的地方在大板市内。两个人相距一百多公里，个把月能在妻姐家见一次面。虽然如此，他们两口子也感到很知足，毕竟他们俩每个月还能见一次面，有的夫妻在日本打工三年，也难得见上几次面。
他的妻子在一个蔬菜加工厂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菜，切菜，包装，一穿上工作服，就不会有闲下来的时候，虽说工作很辛苦，却比她在国内当小学老师时多挣好几倍的钱，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很辛苦她认为也值得。然而，和她妻子租住同一个房间的两个女研修生一边打工一边偷偷摸摸做起了招嫖生意，房主发现后便打电话报警，穆大哥的妻子受这两个女人的牵连也一并被遣送回国。此时，她妻子来到日本仅仅六个多月，连来日本时的中介费还未挣回来就被遣送回国了。当然，她妻子回到中国并不是什么坏事，起码他的儿子有亲妈在身边照顾会生活的更好一些。
穆大哥来到日本后在大阪的一个私营铁工所当研修生，铁工所的老板是一个台湾人，由于经营不善，当穆大哥在这个铁工所干了两年七个月的时候，这个铁工所的老板就偷着跑了，他不仅欠了银行和关联企业的钱，还把穆大哥托他保管的一百多万日元也卷跑了。厂房和设备都是租来的，无法抵债还钱，此时的穆大哥真是欲哭无泪。尽管这件事已经告知了接他来日本的研修生理事会，但研修生理事会也是无可奈何，穆大哥只能住在原地耐心地等着警方把这个老板抓获归案。等了十多天后，一个此前经常到这个铁工所跑业务的日本老板知道了穆大哥的遭遇，基于同情和工作上需要，在征得穆大哥同意后，便让穆大哥带上行李和日常用品来到了他的会社。
此前，穆大哥为了给原来的铁工所加工机器零件，曾跟着这位年近花甲的日本老板来过他的机械加工厂，这个厂的机床虽然和中国的机床有所不同，但是，做为曾经当过钳工班长的穆大哥运用这些机床加工各种零件却十分得心应手。
这个会社不大，包括社长在内仅有四名员工，年龄最小的五十几岁，最大的一名老员工已经七十多岁。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超过了退休年龄，可他不想呆在家里，依然每天来会社工作。
这个机械加工厂是老社长的父亲传下来的，老社长接下这个会社后，只是带着一种责任感维持着机械厂的运营，一直没有增加设备，也没有补充人员，伴随着设备和人员的老化，会社也只能接手一些常用标准件的加工。由于会社历史悠久，老社长的人脉关系好，不愁揽不到活。
在中国，钳工是集多种技能于一身的工种，钳工班长可不是一个虚拟的头衔，没有工匠的技能是当不了钳工班长的。基于技术和年龄的优势，穆大哥很快成了这个会社的主力，几个日本老员工也都很喜欢这个从中国来的研修生。
为了能把这个年青人留住，社长特意将会社二楼的一个仓库改成了可以居住的房间，并设置了厨房和卫生间。从此以后，这里就成了穆大哥的落脚之地，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和以前的铁工所相比，工作不算累，每小时工资也比铁工所略高点。只是每周只有五个工作日，闲下来的时候会让他感到很难熬。
当研修签证期满后，穆大哥以及老社长都没有和研修生理事会取得联系，铁工所的老板也没有露面。
几年过去了，穆大哥已经适应了这种寂寞无聊的生活。他把积蓄下来的钱通过亲属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寄回家里。他的儿子从小学升到初中，又从初中升到高中，在高考中又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国内的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去欧洲国家研读了几年，等到他的儿子功成名就之后，他巳经步入天命之年。十几年的岁月蹉跎，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由于经常以啤酒和白酒解除每天的寂寞和孤独，他逐渐患上了严重的痛风和一些慢性病。日本对各类处方药控制的很严，非经本人到医院检查就无法买到适合治病的药品，而穆大哥是一个黑户，他不敢也不会去医院看病，只能靠自己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当他听说家里的老母也处于病危状态时，毅然选择了去大阪入国管理局投案自首。
在日本的十几年，使他改变了很多，尽管刚回到国内的他对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当我在微信里问他在国内生活的怎样时，他感慨地回复到：哪里都不如自己的家乡好，十几年了，我终于找回了自信和做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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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大哥来日本已经十几年了，当年，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一名研修生。由于三年到期后他找到了打黑工的地方，就在日本隐居下来，被日本政府列入“研修生失踪人员”名单。
两千年之初，国内员工收入普遍不高，每月工资不过四五百或五六百元人民币，而在日本打一天工就能挣六千到八千日元，相当于人民币450元到590元。为了能在日本多挣几年钱，当年有一些研修生签证到期后都不想回国，有的人签证到期后就偷着离开了原招聘单位，跑到别的城市或事先联系好的单位“黑下来”打工。穆大哥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住留日本的，他在日本一呆就是十几年，直到2017年因为身体不适和年迈的母亲病重，他才去大阪入国管理局投案自首，并于同年9月份在中国驻大阪领事馆和大阪巿入国管理局办理了出境手续回到国内。
这些“黑户”只所以能够在日本留下来，有的人是在日本有亲戚或朋友，能给他们安排住的地方，并能够帮他们找到一些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件就可以干的工作；有的人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技术留下来的。
在日本，有些小企业和私人小作坊很需要有各种技能的专业人才，由于企业知名度不高或付不起专业人才的高薪，这些“黑下来”并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就成了这些小企业和小作坊的“香饽饽”，一旦有人向这些小企业小作坊介绍这样的“人才”，他们就会把黑下来的人当成自己的员工收留下来，并给他们提供容身之处。
有些“黑下来”的研修生或其它签证到期未回国的人虽然没有专业技能，但他们能吃苦耐劳，又不计较收入高低，某些小企业由于工作累，环境差，在招不到员工或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冒着被政府处罚的危险用黑下来的人为他们打工。
“黑下来”的人身份一旦暴露，就会被警察或日本入国管理局带去调查询问，然后被遣送回国。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黑下来的人一般不会惹是生非。由于他们对日本社会没有多大的危害性，日本警方和入国管理局对他们查的也不是很严，这并不是说日本政府对这些非法身份的人会不管不问。如果有人揭发检举，警方肯定会把他们叫去调查；如果他们做了违法犯罪的事被警察叫去询问，那么他们的黑户身份也肯定会暴露无遗。
对于想在日本长期打工的这些人而言，他们每天的言行举止都是极其谨小慎微的。在单位，他们少说多做，老板和同事让干什么他们就去干什么，从不报怨，也从不讲条件，更不敢做任何让人讨厌的事，所以，这些人大都能与周围的人保持良好关系，不仅没有人举报，还会博得大家的同情和关心。
非法居留在日本的人除了到超市买点食品和生活用品外，他们平时很少出门，即使出门办事，能步行的他们尽量不坐电车和巴士，甚至连自行车都不敢骑，因为日本警察经常会把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叫停，除了查验自行车的夜行灯是否闪亮，车闸是否好用，还要审查自行车上的“登陆证”（车架上设定的标志）是否与车主一致，稍微有点问题，他们就会对骑自行车的人追问个没完没了。
这种事我在日本也亲身经历过，有一天吃过晚饭后我骑着自行车去海边游玩，行至半路就被两男一女三个警察叫住了。这三个警察也骑着自行车，是专门抓机动车辆违章的，开车超速的抓，不系安全带的抓，酒后开车的也抓。我只所以被叫停，是因为自行车前灯未及时更换电池，灯光很微弱。这并不是说日本的公路上没有路灯，在日本，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通宵的灯光。日本警察只所以关注夜晚在路上行驶的自行车是否灯光明亮，是因为自行车灯可以起到安全警示作用，无论是对面来人来车都会因为自行车灯光的闪烁而及时避让。这样的交通安全常识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就连晚上出来遛狗的人都会在拴狗绳上系一个闪亮的小灯；有些推着小孩的婴儿车上也会系两个闪烁的电光棒；就连捡拾废品的老人也会在自已的手推车上系一根一米多长的电光绳。
那天晚上我被日本警察拦下后，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弄懂他们为什么叫我停车。当我弄明白之后，给他们看了随身携带的户照，表示回去之后就给自行车灯更换电池，说完之后本以为我可以推着自行车走了，可是，警察依然让我等一等，问我骑的这辆自行车登陆（记）的是谁的名字，由于我表达的日语很生硬，三个日本警察交头接耳地议论了好几次也未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直到我借用他们的笔在紙上写出“富洋商行株式会社”名称之后，他们才点头表示明白，并微笑着向我鞠躬，“给你填麻烦了，請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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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我也曾对曹社长说过，曹社长说：“日本只所以交通事故少，与警察的敬业精神有很大关系……”
在社长开车外出的时候，他甚至都能猜测到哪个路段的路口会埋伏着测速警察，一旦有人开车超速，警察会立即从藏身的角落或者是从树林里甚至是草丛中跳跃出来，挥动着旗帜把超速车逼停，直到办完处罚手续后才会放行。如果超速司机不停车，接下来就会有摩托车和警车追赶上去把车逼停，若是摩托车和警车都不能把超速车逼停，日本警察甚至会动用直升机跟踪违章车辆。这样的场面在我来到日本之后曾在电视里看到过，虽然是电视新闻直播，但也足以说明在交通管理上日本警察是多么叫真。当然，能这样不顾一切逃避警察追击的人往往已经不是交通违章这么简单，他很可能涉及到了某种刑事犯罪。
象穆大哥这些黑下来的人，就非常忌讳和警察见面，如果他们看到警察，都会绕道离开，生怕在警察面前露出什么破绽被带走询问。
有一天傍晚下班后，我去超市买东西，正好在超市门口碰到了穆大哥。他看到我之后只是微笑着点点头，我却毫无顾忌的向他问这问那，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的神情显得有些慌张，却又不好意思不回答我的问话，当他警觉地向四周看看并没有人注意我俩时，才用很低的声音回答了我的问话。然而，我当时竟没有意识到他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特殊身份才会这样的。
穆大哥来日本之前，是哈尔滨某企业的一个钳工班长，他的妻子则是一位小学老师。在当时来说，夫妻俩的工作和收入都是很不错的，他们俩只所以放弃国内的好工作来日本打工，与他妻姐的鼓动有很大关系。
穆大哥的妻姐和姐夫也是哈尔滨人，由于他妻姐的婆婆是二战时期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当老太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回到日本后，也把他妻姐一家人带到日本定居。在妻姐夫妻俩的煽惑下，穆大哥夫妻二人双双在当地中介花钱获取了研修生的身分，并在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来到日本打工。当时，他的儿子刚上小学2年级，照顾孩子的事就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
来到日本后，他们夫妻俩的打工历程都不顺利。穆大哥的妻子打工的地方在兵库县，他打工的地方在大板市内。两个人相距一百多公里，个把月能在妻姐家见一次面。虽然如此，他们两口子也感到很知足，毕竟他们俩每个月还能见一次面，有的夫妻在日本打工三年，也难得见上几次面。
他的妻子在一个蔬菜加工厂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菜，切菜，包装，一穿上工作服，就不会有闲下来的时候，虽说工作很辛苦，却比她在国内当小学老师时多挣好几倍的钱，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很辛苦她认为也值得。然而，和她妻子租住同一个房间的两个女研修生一边打工一边偷偷摸摸做起了招嫖生意，房主发现后便打电话报警，穆大哥的妻子受这两个女人的牵连也一并被遣送回国。此时，她妻子来到日本仅仅六个多月，连来日本时的中介费还未挣回来就被遣送回国了。当然，她妻子回到中国并不是什么坏事，起码他的儿子有亲妈在身边照顾会生活的更好一些。
穆大哥来到日本后在大阪的一个私营铁工所当研修生，铁工所的老板是一个台湾人，由于经营不善，当穆大哥在这个铁工所干了两年七个月的时候，这个铁工所的老板就偷着跑了，他不仅欠了银行和关联企业的钱，还把穆大哥托他保管的一百多万日元也卷跑了。厂房和设备都是租来的，无法抵债还钱，此时的穆大哥真是欲哭无泪。尽管这件事已经告知了接他来日本的研修生理事会，但研修生理事会也是无可奈何，穆大哥只能住在原地耐心地等着警方把这个老板抓获归案。等了十多天后，一个此前经常到这个铁工所跑业务的日本老板知道了穆大哥的遭遇，基于同情和工作上需要，在征得穆大哥同意后，便让穆大哥带上行李和日常用品来到了他的会社。
此前，穆大哥为了给原来的铁工所加工机器零件，曾跟着这位年近花甲的日本老板来过他的机械加工厂，这个厂的机床虽然和中国的机床有所不同，但是，做为曾经当过钳工班长的穆大哥运用这些机床加工各种零件却十分得心应手。
这个会社不大，包括社长在内仅有四名员工，年龄最小的五十几岁，最大的一名老员工已经七十多岁。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超过了退休年龄，可他不想呆在家里，依然每天来会社工作。
这个机械加工厂是老社长的父亲传下来的，老社长接下这个会社后，只是带着一种责任感维持着机械厂的运营，一直没有增加设备，也没有补充人员，伴随着设备和人员的老化，会社也只能接手一些常用标准件的加工。由于会社历史悠久，老社长的人脉关系好，不愁揽不到活。
在中国，钳工是集多种技能于一身的工种，钳工班长可不是一个虚拟的头衔，没有工匠的技能是当不了钳工班长的。基于技术和年龄的优势，穆大哥很快成了这个会社的主力，几个日本老员工也都很喜欢这个从中国来的研修生。
为了能把这个年青人留住，社长特意将会社二楼的一个仓库改成了可以居住的房间，并设置了厨房和卫生间。从此以后，这里就成了穆大哥的落脚之地，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和以前的铁工所相比，工作不算累，每小时工资也比铁工所略高点。只是每周只有五个工作日，闲下来的时候会让他感到很难熬。
当研修签证期满后，穆大哥以及老社长都没有和研修生理事会取得联系，铁工所的老板也没有露面。
几年过去了，穆大哥已经适应了这种寂寞无聊的生活。他把积蓄下来的钱通过亲属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寄回家里。他的儿子从小学升到初中，又从初中升到高中，在高考中又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国内的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去欧洲国家研读了几年，等到他的儿子功成名就之后，他巳经步入天命之年。十几年的岁月蹉跎，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由于经常以啤酒和白酒解除每天的寂寞和孤独，他逐渐患上了严重的痛风和一些慢性病。日本对各类处方药控制的很严，非经本人到医院检查就无法买到适合治病的药品，而穆大哥是一个黑户，他不敢也不会去医院看病，只能靠自己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当他听说家里的老母也处于病危状态时，毅然选择了去大阪入国管理局投案自首。
在日本的十几年，使他改变了很多，尽管刚回到国内的他对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当我在微信里问他在国内生活的怎样时，他感慨地回复到：哪里都不如自己的家乡好，十几年了，我终于找回了自信和做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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