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日本“归国者”和他们的后代
第四十二章日本“归国者”和他们的后代
在我所接触的日本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五金杂品的同行，他们会说中国话，会以中国人的方式与我们研修生交流沟通，我以为他们都是中国人，然而，他们大多数是具有中国血统的日本人。
“归国者”大都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在还活着的人年龄较小的也有七八十岁，这些人普遍失去了劳动能力，现在从事收购和贩卖五金杂品行业的大都是“归国者”的后代，或者与“归国者”有着亲缘关系的在日华人。
归国者包括二战结束后日本遗留或遗弃在中国的孤儿和妇女，简称“残留孤儿”和“残留夫人”。
“归国者”回到日本后被恢复了日本国籍。“归国者”的随行家属来到日本后，有一部分人自愿加入了日本国籍，有一部分人获得了在日本永住的签证。在日本出生的“归国者”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本公民。
由于“归国者”及其随行家属在中国生活了若干年，虽然他们生活在日本，在他们的家族中仍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每当和中国人打交道或者交流的时候，他们仍然用汉语和中国人交谈，如果不是他们自己说出巳经加入日本国籍，你不可能想象他们也是日本人，或者说他们是日本籍华人。
与“归国者”者有直系血亲的第二代普遍具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国血统。这些人出生在中国，结婚生子也大都在中国，不仅他（她）们的另一半是纯正的中国人，具有一部分日本人血缘关系的第二代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来到日本后，他们的中国习俗和文化并没有多大改变，在他们的影响下，归国者的第三代子孙在日本结婚找对象仍然倾向找华人或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结婚对象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不管归囯者的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是否出生在日本，这些人仍然属于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后裔。
归国者的后代来到日本后大多加入了日本国藉，但是，他们却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阶段才逐渐适应了日本的生活。对于那些在日本语言学校专门学习过或者善于自学的人，日语表达能力普遍提高的很快。但也有很多归国者以及他（她）们的随行家属日语表达能力很差，虽然他们来到日本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了，日本语仍然会不了几句，既听不懂日本人说话，也不会用日本语和当地人沟通。
“归国者”亦属于遗华日侨的一部分。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东北。日本侨民被迫紧急向大连，安东（丹东）集结，以期乘船回国。从而在东北各地出现了百万撤逃的日本难民。
这些难民中既有军政人员的子女，也有工商界的后裔，但最多的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分布于中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90%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在紧急撤退中，有的地方不通火车，也没有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即使通火车的地方，由于撤逃的人太多，很多妇女儿童挤不上火车，只能徒步行走，她们（他）跋山涉水，昼伏夜行，一边躲避战火，一边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港口城市奔逃，一些人饥寒交迫，身患疾病，途中死亡，她们身边的孩子便成了流落荒山野岭、街头巷尾、车站码头的孤儿；还有的父母在溃逃中为了不让孩子病死、饿死、冻死，就把他们送给中国人抚养；也有的父母为了自己逃命，把不便于携带的婴幼儿抛弃于荒郊野外或路旁，有的被狼撕狗咬，有的被冻死饿死。侥幸大难不死的孤儿被中国人拣回家中抚育。有些妇女因为进入当地人家庭而保住了性命。
遗孤们被收养前，有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疾病缠身，伤痕累累；有的冻饿交加，气息奄奄。
从档案材料看，绝大多数的战争孤儿在被收养时都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饱尝了种种磨难。
抗战胜利后，尽管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极其困难，依然对那些走投无路、生命垂危的日本遗孤伸出仁爱之手，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用自己的**和从口中省下的粮食将他们喂活养大，并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供他们上学，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才。在他们成年后，又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其操办婚嫁，成家立业。
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当时被中国人收养的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将那些十三岁以上为了生存或自愿与中国人结婚或进入东北人家庭当女儿的日本女性，称为遗留妇女。
从1993年起，日本政府将这些归国或仍生活在中国的日侨改称为：中国归国者、残留日本人、中国残留日本人（ちゅうごくざんりゅうにほんじん）。
残留妇女主要由日本开拓团民的妻子、女儿和从日本派送到东北的女学生和大陆新娘组成。日本政府为了稳定移民，把日本各地的少女短暂培训后陆续送到了东北，她们就是后来残留妇女的主要来源。开拓团民大多分散于吉林、黑龙江各地，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由于军力不足，将开拓团18岁到45岁的男性全都拉到战场，这些人大多在战争中死亡。战争后期剩下的开拓团民多为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
1950年，日本政府对东北的未归还者统计是26492人，195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特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地区的未归还者还有22187人。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资料介绍，从昭和47年至平成7年（1972～1995年），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携带配偶和子女人数达7801人。更多的人在中国度过了一生。
2015年7月13日，由54名日本遗孤组成的“东京日中友好之会感恩团”在哈尔滨市方正县祭拜了中国养父母公墓。这次来访的孤儿被遗弃时只有几岁或仅有几个月大，如今他们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在中国养父母公墓前，许多遗孤都十分激动。
73岁的遗孤中春惠子跪在中国养父母公墓前，一边哭一边说：“我到妈妈家的时候才3岁，弟弟只有7个月，我和弟弟没有血缘关系，都是从难民收容所里被抱出来的。为抚育我们俩个，我的养父母再也没有要过孩子，把我们当成亲生的孩子抚养。他们把我供到了中师毕业，把我的弟弟送到了大学。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中国人给我的。”
遗孤前田明美回忆说：“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尽管生活困难，但是所有好吃的、好用的，养父母都会想着我。我的养母在5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们为了抚养我，没有享受到生活，却把生活中能享受到的一切都给了我。作为遗孤和历史的见证者，我会让自己成为沟通中日的桥梁，我也会把战争历史讲给身边的日本人。让生在日本的年轻人感受到战争带来的伤害，不让悲剧重演。”
长春于德水1986年被确认为遗孤身份，同年9月去日本寻亲。为赡养中国的养父母，他没有申请去日本定居。养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又守孝三年，直到1992年才去日本。在日本生活期间，他无法忘怀第二故乡，作《思乡》诗:“身在扶桑心在华，萍踪万里到天涯。樱花满目惟催泪，夜夜梦魂到旧家。”
1995年，于德水重返长春投资办厂，并写词明志:“不欲声名传后世，拼将热血唤和平！”
已经九十岁的吕淑君老人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几十年，虽然日本是自己的第一故乡，但中国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的丈夫孩子都是中国人。她希望自己死后能够葬在第二故乡，因为她崭新的人生之路是从中国开始的。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遗华日侨与日本社会长期分离，不会日语，不知道日本当今社会的生活习惯，因此，回国后大都没有能力获得收入，也不容易被原有的日本家庭接受，造成了遗华日侨与日本家庭的隔阂，使她们（他们）的生计十分艰难，每月只能领受政府的救济金度日。
许多陷入困境的遗华日侨为此提出控告：指责日本政府二战时期制定国策移民计划，迫使他们举家迁移中国东北，不仅他们的亲人在战争中丧生，幸存活下来回归国家的人日本政府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援助，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国家赔偿并向遗华日侨道歉。
归国者带回日本的子女，在到达日本的最初两年，大多无法融入日本社会，很难适应日本学校的学习，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人后悔来到日本，有的人得了抑郁症，也有人自杀，有的年轻人甚至加入黑社会组织，干起了违法的行当。但更多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有的成为私营业主，其中收购贩卖五金杂品就是许多归国者后代广泛从事的职业。
这个行业可大可小，可以一个人干，也可一家人或多个人合伙经营，小规模经营可以不需要多大投资，也不需要有多好的日语基础，很多人为了谋生，来到日本后就选择了这份职业，一干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一辈子。我们这批研修生到达日本时，在这个行业做的风生水起的大都是归国者的后代，我们会社的曹社长是中国留学生，在这行业里属于异军突起的一匹黑马。
从网上查看资料得知，到2017年底，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有70多万人。实际上居住在日本的华人大约有上百万人，其中永住者占百分之四十，永住者第二代和第三代占百分之二十；日本人或者永住者的伴侣签证占百分之十；留学生占百分之十；工作签证占百分之二十。还有数万人是长期居住在日本的黑户。
在永住者和永住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归国者的随行家属和近亲。当这些随行家属在日本的生意做到一定规模或者单独成立会社（公司）时，又给中国一些沾亲带故的亲属办理了来日本的长住签证。有些归国者随行家属来到日本后由中国国籍改为日本国籍，这部分人就不会被列入华人的统计范畴，但他们却被当地人视为中国人，就连他们本人也时常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就是让人感觉在日本的中国人比实际统计人数多的一个方面。以我知道的两个归国者为例，一个是中山女士，是3岁时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她1997年从中国通化来日本，当年跟随他来日本的包括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三家共11口人，除她丈夫和女婿及一个儿媳没加入日本国籍外，余之8口人全部加入日本国籍。如今中山女士已经78岁，跟随她来日本的中国老伴已经去世，现在中山女士从中国带到日本的人数已由当年的11人发展到25人。其中23人为日本国籍。另外一个是松田女士，她今年97岁，是残留夫人。1995年从中国呼伦贝尔回归日本，当她在日本定居后的六年时间里，先后有28个随行家属从中国各地来到她的身边“安家落户”，多数人都加入了日本国籍，没加入日籍的都获得永住签证，在日本的居住时间不受限制。当松田女士过95岁生日时，他28个人的随行家属已经发展到80多人。由此可见，有人说到2018年，中国人和华裔血统的人在日本的总数已达到240万是有根据的。
五金杂品行业在“归国者”后代的拉动下逐渐形成规模和相应的产业链。“归国者”后代在为自己找到生活出路的同时，不仅为日本政府减轻了安置负担，也为国家的环境治理做出了贡献，为日本的工业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乃至出口创汇和税收创造了价值。当然，经营这个行业不仅仅是“归国者”的后代，还有更多的日本人参与，也有富洋商行这匹黑马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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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接触的日本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五金杂品的同行，他们会说中国话，会以中国人的方式与我们研修生交流沟通，我以为他们都是中国人，然而，他们大多数是具有中国血统的日本人。
“归国者”大都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在还活着的人年龄较小的也有七八十岁，这些人普遍失去了劳动能力，现在从事收购和贩卖五金杂品行业的大都是“归国者”的后代，或者与“归国者”有着亲缘关系的在日华人。
归国者包括二战结束后日本遗留或遗弃在中国的孤儿和妇女，简称“残留孤儿”和“残留夫人”。
“归国者”回到日本后被恢复了日本国籍。“归国者”的随行家属来到日本后，有一部分人自愿加入了日本国籍，有一部分人获得了在日本永住的签证。在日本出生的“归国者”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本公民。
由于“归国者”及其随行家属在中国生活了若干年，虽然他们生活在日本，在他们的家族中仍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每当和中国人打交道或者交流的时候，他们仍然用汉语和中国人交谈，如果不是他们自己说出巳经加入日本国籍，你不可能想象他们也是日本人，或者说他们是日本籍华人。
与“归国者”者有直系血亲的第二代普遍具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国血统。这些人出生在中国，结婚生子也大都在中国，不仅他（她）们的另一半是纯正的中国人，具有一部分日本人血缘关系的第二代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来到日本后，他们的中国习俗和文化并没有多大改变，在他们的影响下，归国者的第三代子孙在日本结婚找对象仍然倾向找华人或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结婚对象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不管归囯者的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是否出生在日本，这些人仍然属于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后裔。
归国者的后代来到日本后大多加入了日本国藉，但是，他们却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阶段才逐渐适应了日本的生活。对于那些在日本语言学校专门学习过或者善于自学的人，日语表达能力普遍提高的很快。但也有很多归国者以及他（她）们的随行家属日语表达能力很差，虽然他们来到日本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了，日本语仍然会不了几句，既听不懂日本人说话，也不会用日本语和当地人沟通。
“归国者”亦属于遗华日侨的一部分。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东北。日本侨民被迫紧急向大连，安东（丹东）集结，以期乘船回国。从而在东北各地出现了百万撤逃的日本难民。
这些难民中既有军政人员的子女，也有工商界的后裔，但最多的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分布于中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90%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在紧急撤退中，有的地方不通火车，也没有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即使通火车的地方，由于撤逃的人太多，很多妇女儿童挤不上火车，只能徒步行走，她们（他）跋山涉水，昼伏夜行，一边躲避战火，一边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港口城市奔逃，一些人饥寒交迫，身患疾病，途中死亡，她们身边的孩子便成了流落荒山野岭、街头巷尾、车站码头的孤儿；还有的父母在溃逃中为了不让孩子病死、饿死、冻死，就把他们送给中国人抚养；也有的父母为了自己逃命，把不便于携带的婴幼儿抛弃于荒郊野外或路旁，有的被狼撕狗咬，有的被冻死饿死。侥幸大难不死的孤儿被中国人拣回家中抚育。有些妇女因为进入当地人家庭而保住了性命。
遗孤们被收养前，有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疾病缠身，伤痕累累；有的冻饿交加，气息奄奄。
从档案材料看，绝大多数的战争孤儿在被收养时都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饱尝了种种磨难。
抗战胜利后，尽管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极其困难，依然对那些走投无路、生命垂危的日本遗孤伸出仁爱之手，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用自己的**和从口中省下的粮食将他们喂活养大，并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供他们上学，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才。在他们成年后，又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其操办婚嫁，成家立业。
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当时被中国人收养的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将那些十三岁以上为了生存或自愿与中国人结婚或进入东北人家庭当女儿的日本女性，称为遗留妇女。
从1993年起，日本政府将这些归国或仍生活在中国的日侨改称为：中国归国者、残留日本人、中国残留日本人（ちゅうごくざんりゅうにほんじん）。
残留妇女主要由日本开拓团民的妻子、女儿和从日本派送到东北的女学生和大陆新娘组成。日本政府为了稳定移民，把日本各地的少女短暂培训后陆续送到了东北，她们就是后来残留妇女的主要来源。开拓团民大多分散于吉林、黑龙江各地，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由于军力不足，将开拓团18岁到45岁的男性全都拉到战场，这些人大多在战争中死亡。战争后期剩下的开拓团民多为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
1950年，日本政府对东北的未归还者统计是26492人，195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特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地区的未归还者还有22187人。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资料介绍，从昭和47年至平成7年（1972～1995年），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携带配偶和子女人数达7801人。更多的人在中国度过了一生。
2015年7月13日，由54名日本遗孤组成的“东京日中友好之会感恩团”在哈尔滨市方正县祭拜了中国养父母公墓。这次来访的孤儿被遗弃时只有几岁或仅有几个月大，如今他们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在中国养父母公墓前，许多遗孤都十分激动。
73岁的遗孤中春惠子跪在中国养父母公墓前，一边哭一边说：“我到妈妈家的时候才3岁，弟弟只有7个月，我和弟弟没有血缘关系，都是从难民收容所里被抱出来的。为抚育我们俩个，我的养父母再也没有要过孩子，把我们当成亲生的孩子抚养。他们把我供到了中师毕业，把我的弟弟送到了大学。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中国人给我的。”
遗孤前田明美回忆说：“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尽管生活困难，但是所有好吃的、好用的，养父母都会想着我。我的养母在5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们为了抚养我，没有享受到生活，却把生活中能享受到的一切都给了我。作为遗孤和历史的见证者，我会让自己成为沟通中日的桥梁，我也会把战争历史讲给身边的日本人。让生在日本的年轻人感受到战争带来的伤害，不让悲剧重演。”
长春于德水1986年被确认为遗孤身份，同年9月去日本寻亲。为赡养中国的养父母，他没有申请去日本定居。养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又守孝三年，直到1992年才去日本。在日本生活期间，他无法忘怀第二故乡，作《思乡》诗:“身在扶桑心在华，萍踪万里到天涯。樱花满目惟催泪，夜夜梦魂到旧家。”
1995年，于德水重返长春投资办厂，并写词明志:“不欲声名传后世，拼将热血唤和平！”
已经九十岁的吕淑君老人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几十年，虽然日本是自己的第一故乡，但中国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的丈夫孩子都是中国人。她希望自己死后能够葬在第二故乡，因为她崭新的人生之路是从中国开始的。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遗华日侨与日本社会长期分离，不会日语，不知道日本当今社会的生活习惯，因此，回国后大都没有能力获得收入，也不容易被原有的日本家庭接受，造成了遗华日侨与日本家庭的隔阂，使她们（他们）的生计十分艰难，每月只能领受政府的救济金度日。
许多陷入困境的遗华日侨为此提出控告：指责日本政府二战时期制定国策移民计划，迫使他们举家迁移中国东北，不仅他们的亲人在战争中丧生，幸存活下来回归国家的人日本政府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援助，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国家赔偿并向遗华日侨道歉。
归国者带回日本的子女，在到达日本的最初两年，大多无法融入日本社会，很难适应日本学校的学习，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人后悔来到日本，有的人得了抑郁症，也有人自杀，有的年轻人甚至加入黑社会组织，干起了违法的行当。但更多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有的成为私营业主，其中收购贩卖五金杂品就是许多归国者后代广泛从事的职业。
这个行业可大可小，可以一个人干，也可一家人或多个人合伙经营，小规模经营可以不需要多大投资，也不需要有多好的日语基础，很多人为了谋生，来到日本后就选择了这份职业，一干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一辈子。我们这批研修生到达日本时，在这个行业做的风生水起的大都是归国者的后代，我们会社的曹社长是中国留学生，在这行业里属于异军突起的一匹黑马。
从网上查看资料得知，到2017年底，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有70多万人。实际上居住在日本的华人大约有上百万人，其中永住者占百分之四十，永住者第二代和第三代占百分之二十；日本人或者永住者的伴侣签证占百分之十；留学生占百分之十；工作签证占百分之二十。还有数万人是长期居住在日本的黑户。
在永住者和永住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归国者的随行家属和近亲。当这些随行家属在日本的生意做到一定规模或者单独成立会社（公司）时，又给中国一些沾亲带故的亲属办理了来日本的长住签证。有些归国者随行家属来到日本后由中国国籍改为日本国籍，这部分人就不会被列入华人的统计范畴，但他们却被当地人视为中国人，就连他们本人也时常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就是让人感觉在日本的中国人比实际统计人数多的一个方面。以我知道的两个归国者为例，一个是中山女士，是3岁时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她1997年从中国通化来日本，当年跟随他来日本的包括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三家共11口人，除她丈夫和女婿及一个儿媳没加入日本国籍外，余之8口人全部加入日本国籍。如今中山女士已经78岁，跟随她来日本的中国老伴已经去世，现在中山女士从中国带到日本的人数已由当年的11人发展到25人。其中23人为日本国籍。另外一个是松田女士，她今年97岁，是残留夫人。1995年从中国呼伦贝尔回归日本，当她在日本定居后的六年时间里，先后有28个随行家属从中国各地来到她的身边“安家落户”，多数人都加入了日本国籍，没加入日籍的都获得永住签证，在日本的居住时间不受限制。当松田女士过95岁生日时，他28个人的随行家属已经发展到80多人。由此可见，有人说到2018年，中国人和华裔血统的人在日本的总数已达到240万是有根据的。
五金杂品行业在“归国者”后代的拉动下逐渐形成规模和相应的产业链。“归国者”后代在为自己找到生活出路的同时，不仅为日本政府减轻了安置负担，也为国家的环境治理做出了贡献，为日本的工业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乃至出口创汇和税收创造了价值。当然，经营这个行业不仅仅是“归国者”的后代，还有更多的日本人参与，也有富洋商行这匹黑马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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