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佐佐木理事长的培训中心和他的特殊家庭
第六章佐佐木理事长的培训中心和他的特殊家庭
德岛县研修生培训中心距县府所在地有十多公里的路程，这里既是研修生组合理事会所在地，也是佐佐木理事长和王淑芬女士的家。
佐佐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老头，无论是在这里学习的研修生，还是各个会社的社长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多数人都称呼他理事长或会长，他姓佐佐木，全名叫佐佐木次郎。
王淑芬原本是中国东北人，与佐佐木理事长结婚后来到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按着日本民俗，女人结婚后一般要随夫姓，王淑芬来到日本后，给自己起的日本名叫佐佐木佳美。
佐佐木佳美的名字在日本已经沿用二十来年了。由于中国研究生一批又一批的来到这里，处于交流方便和对祖国家乡的怀念，她的中文名字也就一年年保留下来。除了她在日本的身份证件显示的名字是佐佐木佳美或日本人称她佐佐木佳美之外，华人依然称她王淑芬大姐或王老师，向华人做自我介绍时，他也总是说“我是中国人，叫我王淑芬好了！”
说白了，德岛县研究生组合理事会和培训中心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个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由佐佐木理事长一家三口负责。由于在这里培训的研究生多来自于中国，王淑芬和他的儿子自然也就成为培训中心的主角。
王淑芬娘俩既是日语教员，也是日语、英语和中文翻译。佐佐木理事长虽然从事研修生组合工作二十几年，但他只会本国的语言，用中文和研修生沟通很困难，每当他在课堂上给研修生讲话时都要由王淑芬和她儿子在旁边当翻译。
在我们刚来到培训中心的那几天，由于对这三口之家的亲情关系没弄明白，时常会因为说话闹出一些尴尬，慢慢地我们发现，这个三口之家有些不同寻常。过了一年多之后，我才在培训中心组织的一次考试途中听到了这个特殊家庭的一些传闻。
佐佐木理事长比王淑芬女士大十几岁，他们两个结婚也接近二十年了。来日本之前，王淑芬女士在中国东北某个城市外事局工作，在一次外事接待活动中认识了前往中国从事友好访问的佐佐木先生，那个时候，王淑芬每月工资不过五六百元，而佐佐木当时在日本的每月工资是王淑芬的四五十倍。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难免会让人产生出一些很现实的想法，王淑芬在那个年代放弃国家公务员的工作来到日本也就不足为怪了。
佐佐木个头不高，身高大约在165厘米左右。我们在他那里学习的时候，他已经67岁了，看上去身体挺健壮，人也很和蔼。在他四十七八岁的时候才和王淑芬女士结婚。他这一辈子无儿无女，却有自己的事业和比较大的家业。类似于中国別墅的一户建独立小楼他家里就有两处，在日本属于上中产阶层。
对于王淑芬女士在中国时原有的家庭状况我并不知情，也无从写起。但王淑芬的儿子李长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从中国来到日本时也接近二十岁，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住在这里，在日本上学的费用也是由这个家提供的。
李长山很成熟，也很稳重，中国男人的精、气、神在他身上体现的很完美。在几年共同生活中，佐佐木和李长山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两个人像父子一样互敬互爱。
李长山在中国有自己的生身父亲和爷爷奶奶，每逢春节或当他想家的时候，佐佐木都会让李长山回中国和他们团聚。
佐佐木对李长山的喜爱，既有情感方面的原因，也有事业方面的需要。李长山会三国语言，是研修生培训中心不可多得的人才。它可以和中国研究生交流，也可以和来自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研修生交流，甚至可以代替他和王淑芬去国外跑业务。佐佐木真想让他成为自己事业和家业的继承人。为了这事儿，佐佐木没少劝李长山加入日本国籍，甚至给他取了日本名“佐佐木小次郎”！
但李长山只同意在培训中心任教，不同意加入日本国籍。至于李长山如何称呼佐佐木，因为这两个人平时交流用的都是日本语，我们也没有听明白李长山称老头为“父”或“叔”。但老头总是称李长山为“佐佐木小次郎”或简称“小次郎”！也许是被老头这样叫习惯了，李长山也就适应了老头的这种称呼和叫法。
和佐佐木理事长建立组合关系的日本会社有二十几个，他不仅承载着几个国家研修生与这些会社之间的协力关系，也担负着国与国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力关系。因此佐佐木理事长在县府和本地町会都兼有职务，除了在自己家的培训中心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外，他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县府和町会。
昨天晚上一下车，培训中心就给每一位新来的研究生发了新的被褥和统一的服装，以及全新的炊餐用具。当然，研修生在日本的短期培训和购买这些物品的钱都包括在我们一次交清的48，000人民币之内了。
在这里，烧菜用的是液化气，炊饭用的是电饭煲，每个人可以单独做饭吃，也可以几个人合伙做饭吃。我们在这里培训学习的时间是一个月，每个研修生需要交给培训中心25，000日元。住宿费、水电费和液化气使用费等就都包括在内了。
蔬菜和米面油盐酱醋茶等需要自己到当地超市选购。
按照中日研究生协力机构契约，我们到会社工作后，不管是在会社的员工宿舍居住，还是租住民房，个人也需要每月承担25，000日元的房屋租金。其中包括燃气费、水电费和公共卫生费等等。从良心上说，个人每月承担25，000日元并不算多，我们每天工作后要洗工作服，要洗热水澡，在洗澡后还要用电暖风吹干头发，冬季和夏季每天还要用空调。电饭煲每天需要用电，烧开水的热水煲每天需要24小时开着，就连厕所里的卫生纸和消毒及清洁用品都不用我们自己购买，加之日本的各种物价都比我们中国贵几倍，每个人每月的房屋租金和水电费等实际会高于25，000日元。当然，将房屋出租给研修生的人家是不会吃亏的，他们会把研究生租房发生的所有费用打入房屋租金中，整体提高房租价格。
根据研修生理事会与会社签订的协议，研修生的住所由各会社解决，会社只能从研修生的工资中每月扣除25，000日元补充住房和水电气等费用，租金不足部分由研究生所在会社承担。
来到日本后的短期培训主要是学习日本的一些法律法规，了解日本的一些文化风俗，以及如何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如何结合工作实践提高日语会话水平等。
培训场所的教室是佐佐木理事长家一间闲置的房屋，教室里配置了30多张桌椅，我们这批研修生共有21人在这里培训。在我们到达之前，已有14名中国研究生先期到达这里。
各个会社每年招聘研修生的名额是有限制的，不是哪个会社想用多少人就可以招聘多少人，日本厚生劳动省对此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研修生组合机构将根据政策规定，每年与外国劳务输出公司签订用人协议，并对各企业招聘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和管理。企业每年要为每个研究生向组合理事会缴纳240，000日元的管理费，这部分钱虽然由研修生所在会社承担，但不排除企业从研修生所创造的价值中产生，或者说“羊毛出在羊身上！”
在日本三年时间里，研究生与组合理事会的人员每年都会见面。短期培训结束后，组合理事会成员每年至少会到研修生所在单位去检查一次工作，还会在硏修生工作实习满一年后对他们进行一次统一的日语和技能考试。
考试合格了，研究生就可以转为技能实习生，并且可以继续在日本工作二年。首次日语和技能考试如果不及格，过20多天后还可以进行一次补考，参加补考的个人需要向组合理事会缴纳18，000日元的补考费，若是补考还不及格，依据规定，只能从哪个国家来再回到哪个国家去，日本入境管理局就不会给研修生签批在日本继续逗留两年的“在留资格证”了。
当研修生在日本三年研修期满返回祖国的这一天，组合理事会的人员也会到机场和回国的研究生见面，并将研究生在日本期间相关的重要资料移交给本人。
在培训的这段时间里，王淑芬会常常给我们讲课，在第一次给我们讲课时她就感慨地说：“来到日本后我也经常回国，因为中国有我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每次回国，我都会看到咱们国家包括我的家乡会发生一些变化。以前我从日本回国，同学朋友聚会都是我请大家吃饭，中国人在一起吃饭还不像日本人这样习惯AA制，很多人都抢着拿吃饭钱，因为当时他们工资都不高，虽然是轮流请客，大家在饭店吃一顿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没有多少了，所以即使他们请客，我也不要他们付钱。现在我这些同学和朋友都不缺钱了，有的人现在的收入都已经超过了我。所以这几年回去和同学朋友一起吃饭，我也不抢着付钱了，因为大家都不缺这顿饭钱。在日本，我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有的巳经加入了日本籍，现在想改回中国国籍可就难了！”
正如王淑芬女士感慨的那样，中国这些年真是变化太快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与发达国家缩小了，背井离乡的海外华人思乡情节更浓了！作为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土地的寻梦人，听到这样的议论和感慨，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一种骄傲和自豪。一个来日本打工者内心深处隐藏的那种卑微心结在王淑芬老师的感慨之中也得到了很大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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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岛县研修生培训中心距县府所在地有十多公里的路程，这里既是研修生组合理事会所在地，也是佐佐木理事长和王淑芬女士的家。
佐佐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老头，无论是在这里学习的研修生，还是各个会社的社长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多数人都称呼他理事长或会长，他姓佐佐木，全名叫佐佐木次郎。
王淑芬原本是中国东北人，与佐佐木理事长结婚后来到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按着日本民俗，女人结婚后一般要随夫姓，王淑芬来到日本后，给自己起的日本名叫佐佐木佳美。
佐佐木佳美的名字在日本已经沿用二十来年了。由于中国研究生一批又一批的来到这里，处于交流方便和对祖国家乡的怀念，她的中文名字也就一年年保留下来。除了她在日本的身份证件显示的名字是佐佐木佳美或日本人称她佐佐木佳美之外，华人依然称她王淑芬大姐或王老师，向华人做自我介绍时，他也总是说“我是中国人，叫我王淑芬好了！”
说白了，德岛县研究生组合理事会和培训中心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个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由佐佐木理事长一家三口负责。由于在这里培训的研究生多来自于中国，王淑芬和他的儿子自然也就成为培训中心的主角。
王淑芬娘俩既是日语教员，也是日语、英语和中文翻译。佐佐木理事长虽然从事研修生组合工作二十几年，但他只会本国的语言，用中文和研修生沟通很困难，每当他在课堂上给研修生讲话时都要由王淑芬和她儿子在旁边当翻译。
在我们刚来到培训中心的那几天，由于对这三口之家的亲情关系没弄明白，时常会因为说话闹出一些尴尬，慢慢地我们发现，这个三口之家有些不同寻常。过了一年多之后，我才在培训中心组织的一次考试途中听到了这个特殊家庭的一些传闻。
佐佐木理事长比王淑芬女士大十几岁，他们两个结婚也接近二十年了。来日本之前，王淑芬女士在中国东北某个城市外事局工作，在一次外事接待活动中认识了前往中国从事友好访问的佐佐木先生，那个时候，王淑芬每月工资不过五六百元，而佐佐木当时在日本的每月工资是王淑芬的四五十倍。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难免会让人产生出一些很现实的想法，王淑芬在那个年代放弃国家公务员的工作来到日本也就不足为怪了。
佐佐木个头不高，身高大约在165厘米左右。我们在他那里学习的时候，他已经67岁了，看上去身体挺健壮，人也很和蔼。在他四十七八岁的时候才和王淑芬女士结婚。他这一辈子无儿无女，却有自己的事业和比较大的家业。类似于中国別墅的一户建独立小楼他家里就有两处，在日本属于上中产阶层。
对于王淑芬女士在中国时原有的家庭状况我并不知情，也无从写起。但王淑芬的儿子李长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从中国来到日本时也接近二十岁，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住在这里，在日本上学的费用也是由这个家提供的。
李长山很成熟，也很稳重，中国男人的精、气、神在他身上体现的很完美。在几年共同生活中，佐佐木和李长山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两个人像父子一样互敬互爱。
李长山在中国有自己的生身父亲和爷爷奶奶，每逢春节或当他想家的时候，佐佐木都会让李长山回中国和他们团聚。
佐佐木对李长山的喜爱，既有情感方面的原因，也有事业方面的需要。李长山会三国语言，是研修生培训中心不可多得的人才。它可以和中国研究生交流，也可以和来自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研修生交流，甚至可以代替他和王淑芬去国外跑业务。佐佐木真想让他成为自己事业和家业的继承人。为了这事儿，佐佐木没少劝李长山加入日本国籍，甚至给他取了日本名“佐佐木小次郎”！
但李长山只同意在培训中心任教，不同意加入日本国籍。至于李长山如何称呼佐佐木，因为这两个人平时交流用的都是日本语，我们也没有听明白李长山称老头为“父”或“叔”。但老头总是称李长山为“佐佐木小次郎”或简称“小次郎”！也许是被老头这样叫习惯了，李长山也就适应了老头的这种称呼和叫法。
和佐佐木理事长建立组合关系的日本会社有二十几个，他不仅承载着几个国家研修生与这些会社之间的协力关系，也担负着国与国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力关系。因此佐佐木理事长在县府和本地町会都兼有职务，除了在自己家的培训中心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外，他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县府和町会。
昨天晚上一下车，培训中心就给每一位新来的研究生发了新的被褥和统一的服装，以及全新的炊餐用具。当然，研修生在日本的短期培训和购买这些物品的钱都包括在我们一次交清的48，000人民币之内了。
在这里，烧菜用的是液化气，炊饭用的是电饭煲，每个人可以单独做饭吃，也可以几个人合伙做饭吃。我们在这里培训学习的时间是一个月，每个研修生需要交给培训中心25，000日元。住宿费、水电费和液化气使用费等就都包括在内了。
蔬菜和米面油盐酱醋茶等需要自己到当地超市选购。
按照中日研究生协力机构契约，我们到会社工作后，不管是在会社的员工宿舍居住，还是租住民房，个人也需要每月承担25，000日元的房屋租金。其中包括燃气费、水电费和公共卫生费等等。从良心上说，个人每月承担25，000日元并不算多，我们每天工作后要洗工作服，要洗热水澡，在洗澡后还要用电暖风吹干头发，冬季和夏季每天还要用空调。电饭煲每天需要用电，烧开水的热水煲每天需要24小时开着，就连厕所里的卫生纸和消毒及清洁用品都不用我们自己购买，加之日本的各种物价都比我们中国贵几倍，每个人每月的房屋租金和水电费等实际会高于25，000日元。当然，将房屋出租给研修生的人家是不会吃亏的，他们会把研究生租房发生的所有费用打入房屋租金中，整体提高房租价格。
根据研修生理事会与会社签订的协议，研修生的住所由各会社解决，会社只能从研修生的工资中每月扣除25，000日元补充住房和水电气等费用，租金不足部分由研究生所在会社承担。
来到日本后的短期培训主要是学习日本的一些法律法规，了解日本的一些文化风俗，以及如何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如何结合工作实践提高日语会话水平等。
培训场所的教室是佐佐木理事长家一间闲置的房屋，教室里配置了30多张桌椅，我们这批研修生共有21人在这里培训。在我们到达之前，已有14名中国研究生先期到达这里。
各个会社每年招聘研修生的名额是有限制的，不是哪个会社想用多少人就可以招聘多少人，日本厚生劳动省对此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研修生组合机构将根据政策规定，每年与外国劳务输出公司签订用人协议，并对各企业招聘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和管理。企业每年要为每个研究生向组合理事会缴纳240，000日元的管理费，这部分钱虽然由研修生所在会社承担，但不排除企业从研修生所创造的价值中产生，或者说“羊毛出在羊身上！”
在日本三年时间里，研究生与组合理事会的人员每年都会见面。短期培训结束后，组合理事会成员每年至少会到研修生所在单位去检查一次工作，还会在硏修生工作实习满一年后对他们进行一次统一的日语和技能考试。
考试合格了，研究生就可以转为技能实习生，并且可以继续在日本工作二年。首次日语和技能考试如果不及格，过20多天后还可以进行一次补考，参加补考的个人需要向组合理事会缴纳18，000日元的补考费，若是补考还不及格，依据规定，只能从哪个国家来再回到哪个国家去，日本入境管理局就不会给研修生签批在日本继续逗留两年的“在留资格证”了。
当研修生在日本三年研修期满返回祖国的这一天，组合理事会的人员也会到机场和回国的研究生见面，并将研究生在日本期间相关的重要资料移交给本人。
在培训的这段时间里，王淑芬会常常给我们讲课，在第一次给我们讲课时她就感慨地说：“来到日本后我也经常回国，因为中国有我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每次回国，我都会看到咱们国家包括我的家乡会发生一些变化。以前我从日本回国，同学朋友聚会都是我请大家吃饭，中国人在一起吃饭还不像日本人这样习惯AA制，很多人都抢着拿吃饭钱，因为当时他们工资都不高，虽然是轮流请客，大家在饭店吃一顿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没有多少了，所以即使他们请客，我也不要他们付钱。现在我这些同学和朋友都不缺钱了，有的人现在的收入都已经超过了我。所以这几年回去和同学朋友一起吃饭，我也不抢着付钱了，因为大家都不缺这顿饭钱。在日本，我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有的巳经加入了日本籍，现在想改回中国国籍可就难了！”
正如王淑芬女士感慨的那样，中国这些年真是变化太快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与发达国家缩小了，背井离乡的海外华人思乡情节更浓了！作为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土地的寻梦人，听到这样的议论和感慨，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一种骄傲和自豪。一个来日本打工者内心深处隐藏的那种卑微心结在王淑芬老师的感慨之中也得到了很大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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